吴晨光 周茜 李莉
今年7月，编辑部收到一封反映工地问题的投诉信。信写了6页，清晰的字迹，流利的文笔，一气呵成。很难想像，这出自于一个干了13年体力活的民工之手。以愤慨而无奈的笔调，王进描述了建筑工地里那些不为常人所知的事情和他拿起《劳动法》同命运抗争时的遭遇。
“我是一个长年在外以瓦匠手艺谋生的农民，在建筑工地生活了十多年。十多年来，我强咽着辛酸的泪水，等待着我们的权利有被保护的一天。”王进的家乡在江苏姜堰，那里号称“建筑之乡”，大大小小的建筑公司不计其数。只要谁有本事接到工程业务，挂个名字，就可以通过广播、电视招工。农村闲人多，一招呼就能出来一大堆人，跟着包工队走遍全国各地。他们盖起了一栋又一栋高楼，自己却要住在蚊蝇成群、老鼠横行的地下室里；每一个工程下来，老板自己捞到的钱要比全工地工人工资的总和还多；民工们终日过着“吃三睡五干十六”（每天吃饭用3小时，睡觉占5小时，剩下的16个小时要不停干活）的生活……
13年里，王进跑过的地方有几十个，可哪里的生活都一样艰辛。他向一个社会学者描述了他的生活工作环境、他的劳动所获取的“报酬”——
（1）徐州：
时间：1997年6月～7月
地点：江苏省徐州市建国东路建国小区26号楼工地
伙食条件：工地里只有一个食堂，供应大约80人的吃饭、用水。工人自己买米蒸饭，菜是每天中午晚上两顿，每顿一个菜或者一个汤，大多数是白菜或冬瓜，很难见到油星，菜金每天2元。
居住条件：工人们住在以毛竹为支架的简易石棉瓦房里，房子只有大约两米高，每间房子大约20平方米，住十多人，每人只有不到2平方米空间。每人一张简易竹床，行李杂物就放在床底下。四处弥漫霉气，夏天的太阳一晒，气温比外面还高。
工作时间与工作量：每天早上4点起床，30分钟洗漱吃早饭，4点半开始上班，一直到中午11：30。吃饭休息50分钟，12：30上班，到晚上20：00才下班。就这样，每月每个人至少还必须再加10个夜班，时间是晚上20：O0～24：00，如果有一个加班任务未完成的，要扣掉半天的工资。
工资情况：一般工人每天工资总额34元，加班工资每夜24元。但不是按月开工资，每月只发给生活费150元，其余工资要到阴历大年二十七八才能拿到。如果质量不过关、耽误了工期之类，要扣除一部分工资。如果遇到中间吃不了苦走掉的，就分文没有了，我就在这里白干了一个月，什么都没拿到。
（2）深圳：
时间：1998年3月～年6月
地点：深圳市布吉镇龙花园
工人居住条件：简易钢管做屋架，油毡铺顶的简易棚。上下两层床铺，人均占地不到2平方米。老鼠到处乱跑，我曾经用一块砖头打死过两只大耗子。
伙食条件：工地食堂承包给个人，每年上交经理大约10万元钱。凭票打饭买菜，菜价很贵，普通的一个素菜要三四块钱。没有热水供应，渴了只能喝自来水。
工作时间及强度：总是先连续工作24小时，再休息24小时。早晨6点上班，中午11：30～12：30休息，然后上班直到晚上6：30。给1小时吃晚饭，再开工就要一直干到早晨6点。记得有一天我卸了40吨水泥，从晚上一直忙到天亮才完，本想好好休息，没料到队长说人家一晚上卸60吨，你才卸40吨，扣半天工！我干了一天一夜，累得连咽口唾沫都费劲，还要扣工！
工资情况：每个月的饭票可以随便领，但要从最后的工资里扣除。现金每人每月只发50元，其余的钱同样要到春节前才能到手。按照实际出勤的天数，女工、小工每天16元；男壮工每天工资32～34元；技术工每天36～50元；班队长每天70～130元；经理最高，每天能拿到600元。
每天面对砖头石料、钢筋水泥，又没有有效的保护措施，很容易出工伤。一受伤就惨了，医药费要自己出，休息还要被扣掉工资。有一次，王进的一个女同乡在扬州打工，不小心从六楼摔下来。幸好命大，被横在三楼的一根钢管挡了一下，只受了轻伤。老板不但没有送她去医院，反而罚了她100块钱，理由是：“谁让你不小心！”
王进呆过的包工队有几十个，可签劳动合同的一个都没有。他向老板提起，对方却说：“签什么合同，愿意干就干，不干就走，那么多建筑工人，你以为少你一个？”有时王进们和老板之间订个“文书”，但上面全是对工人的要求：休息一天扣多少钱，半路回家扣多少钱……对于老板应该负的责任，只字全无。而且“文书”是惟一的，归老板保管，一旦工人“触犯”了上面的条例，文书就变成了克扣工资的凭据。王进也曾找到有关部门告状，但被“这种事太多，根本管不过来”的理由拒之门外。
就是在这样的重压下，我们默默地生活着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的忍耐变成了包工头变本加厉的资本，那些人更加肆意延长我们的工作时间、增加我们的劳动强度、克扣我们的工资。我在心烦意乱中给你们写了这封信，请求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点，救救像我们这样千千万万漂泊流浪的打工者……
见信后的第二天，我找到王进所在的工地。
王进从凌乱的工地中走了出来，苍白的脸上写满疲惫，破旧的衣衫泥点斑斑。他赤足穿着一双解放鞋，鞋面上原有的绿色早已退去，石灰把鞋染得发白。
我们提心吊胆地穿过小道，来到工人曾住过的地方——大楼地下室。通向地下室的楼道里没有灯，黑洞洞的，看上去深不可测。点亮打火机，借着微弱的光亮，我们顺着台阶一步一步走下去。尽管十分小心，但裤子还是被不知什么东西挂了个口子。刚进地下室，就有一股让人窒息的霉味扑鼻而来，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停地撞在脸上，仔细一看，头上便是“蚊子阵”。地面上是深可没脚的积水，西瓜皮、废报纸在水面漂浮。工人们的“床”就搭在墙边，床板是用破木板拼成的，只是上面已经没有铺盖了。“我们100多人从开工到现在一直在这儿住，很多人得了病，老板怕出事误工，昨天刚刚让我们搬走。”王进的一个工友告诉我们。
就在我们惊叹这里环境之差时，突然从旁边的屋子传来“砰”的一声巨响。“可能出事了！”王进说。我们寻声跑去，原来，一个大水泥袋从上层掉下来，落在正在施工的人中间，幸好没砸着人。水泥袋散了，灰尘扬起来，呛得人干咳。
王进愤愤地告诉我们，住在这种地方，天天干十几个小时，可每个月只发50元生活费，现在他连肥皂都买不起。
此时，已经是晚上10：05，工地上三盏大灯明晃晃的，我们已不免有些困倦，但对于这些工人来说，这只是夜班的开始。
除了信中所讲的辛酸，王进的生活似乎比别人更艰难。对于种种不平，很多人都麻木了，任其自然了，但他却在不停地抗争着。在徐州，在深圳，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，他找老板理论，老板不理，他又跑到劳动局。为了找到更充足的辩驳依据，一本《劳动法》已经伴随他两年多……讲起这些，王进的眼中充满了愤怒之情：“但最后什么也没争来，还白白被扣掉了许多工钱。
“可我还是相信有人会主持正义。这次到北京，一来是为打工挣钱；二来就是告状的。以前都是在偏远的地方争，这次是在首都，肯定能行。”
临别前，我说：“这篇报道可能要用你的真名和照片。”王进犹豫了许久，但最终还是点点头：“大不了，回家种地去！”
过不多久，我再次收到王进的信。他详细叙述了他所看到的包工头们和建筑工地的黑暗。
如今建筑市场竞争激烈，但行业利润肥厚，所以包工队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请客行贿，把一批批本不属于他们的工程承接到手，而后再运用种种手段从中赚取暴利。
在80年代中期，包工队通常拼命赶工期、抓进度，榨取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。工人们的工作时间每天大都在14小时以上，所谓三班倒是“一倒不倒”，连续干3天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情。这种置工人利益于不顾的做法，还曾经被宣扬过，诸如某某建筑队，3天盖起一层楼之类。
在盘剥工人的同时，他们假抓质量，蒙混管理人员。一般建筑工程队特别喜欢开夜工，一是绝对延长工作时间，二是管理人员多为国家工作人员，8小时工作制，夜里大多懒得出来。于是晚上干活，成为“节约材料”的大好时光。包工头经常让工人在混凝土中加入石块；粉刷墙壁的1：3水泥砂浆（水泥和砂的比例是1：3），可以改成1：1：6的混合砂浆（水泥、石灰、砂子的比例为1：1：6），更有甚者，用1：1：2：8的混合浆（水泥、石灰、泥、砂的比例为1：1：2：8）来冒充，然后在墙的表面上再加纯水泥压光。像这样的例子，举不胜举。
工程质量差，通过检验时“红包”派上了用场。建筑圈里流行一句话：“饭店验收，工地过场，吃出的为全优，喝出的是样板。”
要打点的还不止是验收者，一些“聪明”的老板从“头”就开始行贿。在无锡的一个工地，晚上验收好的柱梁上用的钢筋，到浇筑前，大量的主筋被抽。见到这种情况，我担心地告诉老板，如果抽掉了，发生事故就麻烦了。老板说：“你们放心吧，设计院我都说好了，设计人员在钢筋分布上加了一倍材料，抽掉一半后工程质量绝对没有影响。”
90年代情形有所改变，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加剧了。80年代率先做老板的，到90年代已经做大了，而现在想做老板赚钱的人也多了、这些大老板和刚起步的小老板之间，又达成了一种新的“君子协定”———层层承包，首先由A包给B；由B包给C；C再包给D……
A一般是大型建筑企业；B则为某乡镇企业。工程承包给B后，B按照自己的级别与A结算，A再派几个人负责管理。当然为了能把工程包到手，B会给A很多好处。而B的实惠又来源于C，C就是某乡镇企业下属的建筑队。建筑队里自己有工人，但也只能干工程的主体，余下自己干不了的部分，再分包给有施工能力的D、E、F等个人承包的小工程队。D则直接赚工人的钱。据我多年的了解，B在包给C时，一般从中抽取提成5％左右；C包给D时，大约抽取30～40％。
比如今年我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工地为一座15层的大楼贴外墙瓷砖，甲方先把工程包给一个靖江大老板，这个靖江人又包给一个上海小老板，小老板再给我们施工队，层层包，层层赚，甲方定价是每贴一平米瓷砖给36块，到我们手里每平米还不到18元……
王进在信的末尾写道：建设部领导多次声明，建筑市场要加大力度查处请客送札、偷工减料、层层承包、抽筋剥皮，造成工程质量恶劣的行为。请问，对于这些现象，我们向谁去检举揭发呢？对于有这些行为的建筑企业，我们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打击呢？
我理解王进，他是一个干13年了眼里依然容不下砂子的硬汉子。
再见王进，是一个月后。
但当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，王进却一直沉默着。我提到要他再提供一些素材时，他摇摇头：“这件事，我不想再管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我吃惊非浅，怎么几天时间，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？
他说：“以前感觉京城的报刊应该是最管用的，所以我豁出去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照片。但登出来又能怎么样呢？老板该怎么抖威风还怎么抖威风，我们一天该干10小时还干10小时。北京，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问题没解决，自己倒找了一身麻烦，工地里已经有人知道我写了信，让我以后怎么办呢？
“一次次的投诉都碰了壁，确实让人着急，我的心里，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诫自己：不要再争了，别人稀里糊涂的，不也可以活下去吗，为什么你偏较真呢？可每当这个声音说话的时候，我的良心就告诉我：绝不能放弃，我还要争下去。这几天我一直在学习《建筑法》，因为包工头的行为不但违反了《劳动法》，而且与《建筑法》严重相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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